基本案情

　　张某，1956年3月生，中共党员，H市A局原局长。

　　2016年2月，经H市委批准，H市纪委决定对张某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、滥发奖金等涉嫌违纪线索进行核实。2月16日，应调查组要求，张某到市纪委接受审查谈话。其间，张某提出对其妻购买理财产品情况不了解、对单位相关账目不清楚，调查组同意其回去了解相关情况后，3天内携带相关材料到调查组继续接受谈话。2月20日，调查组联系张某，其自称因急事出差在外地，回来后将及时到调查组报到。3月15日，调查组再联系时，张某称其已办理退休手续，现在国外帮儿子带孩子，待回国后再联系调查组。此后，调查组多次催促，张某均以上述理由敷衍。直至9月，因签证到期，张某才回国继续接受组织审查。

　　分析意见

　　对张某上述行为是否构成对抗组织审查行为，H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存在不同意见。有的同志认为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对党员的行为，“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”才予以追究纪律责任，该条例第五十七条是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专门条款，张某的行为不属于该条所规定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具体情形，不宜按该性质认定。有的同志认为，张某存在明显的不配合组织审查行为，属于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五项所规定的“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”，对其行为应按对抗组织审查行为认定。

　　我们经研究认为，对党忠诚老实，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，也是党员的基本义务。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明确指出，党员对党要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、做老实人，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。但实践中，个别党员干部在面对组织审查时，不能正确对待，有的消极抵触，有的则转移藏匿赃款赃物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、伪造销毁相关材料、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，等等。

　　为从严惩处此类行为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予以规范，其中将一些实践中常见的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归纳为4种具体表现形式：一是串供或者伪造、销毁、转移、隐匿证据；二是阻止他人揭发检举、提供证据材料；三是包庇同案人员；四是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，掩盖事实。同时，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，又设置了兜底条款，即“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”，以应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干扰、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，如组织相关涉案人外逃，打探案情等。

　　本案中，张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在党组织找其核实其涉嫌违纪问题时，虚言欺骗组织，以了解情况、应急出差、退休出国等为由，长时间逃避组织谈话，不配合组织审查，其行为严重违背了对党忠诚老实的基本义务，具有明显的干扰、妨碍组织审查的主观故意，应按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予以认定。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作为一项兜底条款，对“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”的解释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，可以更加灵活地应对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这也是这个条款的主要价值所在。但同时，作为党纪处分条例的一项规定，它也具有党纪条规的严肃性，实践中要注意避免过度扩大解释。比如本案中，如果张某2016年2月16日离开调查组后杳无音讯，调查组始终联系不上本人，无法判定其是否具有逃避组织审查的主观故意，在此情况下，不宜按对抗组织审查行为认定；如果张某在接受组织谈话初期不如实交代问题，后经思想教育才承认其违纪问题，对此类情况，一般应作为态度问题予以反映，不宜认定为“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”。□

　　作者单位：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  源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杂志》2017年4期